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(科技界高层谈创新 )

  (原标题: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(科技界高层谈创新 ))

  “十三五”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,2016年是“十三五”的开局之年。

 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作为“十三五”时期必须牢固树立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,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。

  “十三五”期间,科技创新怎样在全面创新中发挥引领作用?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如何清除、思想藩篱如何拆掉?科研经费如何高效使用?论文造假等学术不端现象如何杜绝?如何为科研人员创造潜心科研的自由空间?怎样让知识产权保护不再难,使创新主体的创新劳动获得应有的收益?

  围绕这些热点话题,本报记者日前独家采访了我国科技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,请他们畅谈打算,敬请关注。

  ——编者

 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,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,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

 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,基础研究能发挥什么作用?

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从供给需求关系、新常态下经济形势、创新与生产力这三个角度具体说明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。

  首先,基础研究是根本“供给侧”。“基础研究是 供给侧的供给侧的供给侧 。”杨卫这样定位。

  “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,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,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。”杨卫从“供给”角度出发,对四者关系进行了层级分析。经济三驾马车“外贸、投资和内需”的结构比例发生变化,需求侧的变化要求供给侧作出适应性调整。创新驱动积蓄着长远发展的原动力,能够支撑和引领新经济,属于“供给侧”。而创新驱动由“创新”和“驱动”两部分构成。创新通常由高校、研究所和企业的专业人员承担,而驱动则由政府、企业管理层和金融投资者主导。创新涵盖多种科学研究,而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、技术之源,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,是无可替代的“源头供给”。

  “追本溯源,稳固经济社会发展基石,筑牢国家科学技术大厦,需对基础研究实行长期稳定支持和超前部署。”杨卫说。

  其次,基础研究是适应新常态的有效途径。

  “用基础研究引发可产生链式反应的科学突破,可延续甚至突破经济新常态。”杨卫结合经济新常态特点,强调“用需求牵引发展”。他进一步说明,当前科技创新多呈点状、分散状和渐进式,星罗棋布,各自为政。目前缺乏爆发式进步,像“核物理”一样激发链式反应,带动全局变革。“科技创新在经济新常态中肩负引领作用,它往哪里领,经济就向哪里流。”杨卫举例,正是大数据技术的突破,才带来“互联网+”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。“适应和引领新常态,要靠基础研究带来的科技变化,如果真的出现颠覆性的链式反应成果,就有可能突破新常态。”

  再次,基础研究是实现创新的最高阶段——源头创新的唯一途径。

  “如果总按别人的路线走,永远追不上别人,我们要做自己的路线图制定者。”杨卫认为,基础研究是实现生产力超车的唯一途径。他将创新分成四层“阶梯”:管理型创新、开发式创新、技术型创新和源头式创新。这四个“阶梯”自下而上,难度增大,对生产力的推动逐级提升。第一种管理型创新,只是从别国引进科学技术,进行管理效率上的创新;第二种开发式创新对别人的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,或集成式创新,但不涉及新的技术突破;第三种技术型创新是突破关键性技术,技术是自己的,但没有涉及科学层面的原理创新,其源头知识来自他人;而最高“阶梯”——源头式创新,真正是从基础研究衍生出来,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突破。

  “就像比赛跑步,想要超过前面的选手,就要换一个跑道 弯道超车 ,沿着别人的轨迹追,怎么可能追上去?”杨卫认为,凭借劳动力和管理优势拿下“世界第一”难以持久,想要实现源头创新,在科学和技术上领跑世界,就必须依靠基础研究。

  在这种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前,科学基金承担着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、培养人才和团队、推动学科交叉等重要职责,是全面培养源头创新能力的主要战略支撑。

  基础研究数量质量同步攀升,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

  怎样科学判断我国基础研究的现状?

 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持续快速增长,2014年达到626亿元,十年来年均增长保持在20%以上。研究产出数量与质量同步攀升,科技论文总量连续多年居于世界第二位,2005年至2015年9月,我国论文共被引1287万余次,高被引论文(引用次数居世界前1%)15011篇,均居世界第四位……杨卫用一系列数字概括了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状况。

  在他看来,这远远不够。基础研究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,整体实力差距体现在“三少”: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少,引领科学潮流的大师级人物和世界级科学家少,基础研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少。

  据杨卫介绍,国际科研机构每年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全球研究地图中溯源出100个新的爆发点。“前两年,中国仅有1个 创新源头 ,2015年也不过只有三四个而已。”

  杨卫指出,基础研究正在进入从量变到质变、从点的突破到全面提升的发展阶段。2015年,中国论文的数量占到了世界总数的18.6%,而中国高水平论文(引用率在前千分之一)比重快速上升到世界同类论文的21%,甚至超过了数量占比。中国除了化学、材料、工程等优势学科之外的领域,也在慢慢开花结果。这些都是基础研究进入提高期的征兆。

  力争到2020年实现“总量并行”,在投入、产出的总量上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

  为了缩小差距,基金委提出了与科技发达国家实现“三个并行”的发展目标,奠定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科学基础。杨卫详细解读了“三个并行”的深刻含义。

  “总量并行”,是指在投入、产出的总量上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。杨卫指出,基金委对此进行了目标量化,例如在经费投入方面,基础研究经费占R&D(研究与试验发展)投入比例争取由目前的5%左右达到10%;国际合作交流经费达到与合作对象大范围等同体量。论文总量方面,与美国差距进一步缩小。论文影响力方面,论文总被引用数达到全球第二;有1—3个领域达到第一;前1%高被引论文作者占全球10%;篇均被引数接近世界均值。

  “贡献并行”,指在学科发展主流方向的形成过程中有中国科学家里程碑式的贡献。杨卫着重强调了“里程碑”的含义。“里程碑式贡献不一定是源头贡献,学术发展是有学术链条的,里程碑就是链条上的一个个关键节点。”他用铁基超导技术加以说明,虽然其发现的源头并非来自中国,但中国研发出温度最高的铁基超导,并对跟进的研究有优势的影响力。《科学》杂志评述“在凝聚态物理领域,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。”这就是里程碑式的贡献。

  基金委对“贡献”也进行了量化规划,比如热点研究方面,每年涌现10项左右里程碑式的学科前沿工作;热点论文排名第二;主导5%以上的学科前沿热点形成。人才团队方面,拥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军人才,学科全球前50位科学家占比进入前4名等。

  “源头并行”,是指中国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,有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源头创新工作。这也就是“创新第四阶梯”——源头式创新的发展目标。

  科学基金将加大对源头创新的扶持力度,争取面向世界科学前沿每年涌现3—5项具有原创意义的重大成果,形成一批具有学科高地性质的研究中心,产出一批从原创到应用、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成果。

  “这 三个并行 是对我国基础研究数量和质量水平提升的整体表征,在国家创新能力发展的不同阶段,各项 并行 的实现程度有所不同,是一个积叠、渐进的循序发展过程。”杨卫希望,在2020年实现“总量并行”,于2030年达到“贡献并行”,并不断加快“源头并行”的追赶步伐。

  基金委将更加聚焦基础,更加聚焦前沿,更加聚焦人才

  为早日实现“三个并行”目标,杨卫认为应当从资助格局、人才培养和制度管理等方面下大力气,提高自主效益,尽可能“把好钢用到刀刃上”。

  首先,打造差异化的资助格局。基础研究领域广阔、项目众多,遵循科学规律、加强分类管理是新时期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的必然要求。“一项研究,无论是基于基础探索还是市场应用,无论是基于个人自由探索还是国家地区意志,无论是希望共享开放还是严格保护,都能在科学基金的资助体系内找到位置。”杨卫强调。

  因此,针对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,科学基金实施差异化的资助。对于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,充分尊重科学家的学术敏感,扩大自主选题空间,鼓励自由探索;对于体现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基础研究,引导科学家在关系国家发展命脉的战略必争领域攻坚克难;对于面向全球性挑战的基础研究,科学基金会推进高水平国际合作,用好全球创新资源,服务人类进步;对于满足区域或行业发展特殊需求的基础研究,科学基金会发挥“育种”作用,加强与地方政府、产业部门的协作,通过指南引导科学家深入研究,促进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有机结合。

  人才,是科学基金“十三五”规划中屡屡被提及的字眼。“创新的主体就是人才”。青年科学基金、地区科学基金、优秀青年科学基金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、创新研究群体、海外及港澳优秀学者项目、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……在杨卫看来,对人才的扶持基金数目很多,但是急需完善资助谱系,优化支持机制:一是理顺人才成长链,在支持数量和强度上达到优化配置;二是促进人才支持公平化。最大限度避免“很多项目重叠交叉,常出现一个人同时申请到很多基金支持,但有的人却一分钱也拿不到”;三是力避用“行政级别”的方式设立人才层级。“如果根据类似于行政等级的方式划分人才层级,很可能支持不到真正有才的人。”他建议适应不同年龄、不同职业生涯阶段人才成长规律,发展多样化人才资助模式。

  通过三个“更加”,让资助更有效。“更加聚焦基础,更加聚焦前沿,更加聚焦人才。”他介绍说,除了继续加大经费投入,还要着力从内部管理入手,“建设评审制度公正、绩效回报丰富、全球视野开阔、管理服务高效、资源总量宏大、资助谱系多样”的卓越科学基金管理机构。例如,科学基金已经对资助经费进行调整,将经费划分为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,间接经费与受资助单位的信用等级直接挂钩。

  “简单说,在将来,一个依托单位的信用等级越高,就能配套得到越大比例的间接经费。”杨卫解释道,而信用等级和财务管理水平、学术诚信记录、项目评审结果、公开提交报告相关,这也是科学基金进行诚信约束的手段之一。

 

 

 
文章来源:人民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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